文/涂志剛
我認識一位做出版的朋友,她做了好幾本關于紅學的書,其中也不乏名家作品——當然就像胡文彬說的那樣,名家寫書太多,就難免有些自我抄襲,也有些胡說八道了。不過不可否認的事情是,不管書里面寫的東西怎么樣,反正書是賣出去了,而且賣得非常好。
本來這事也沒什么可說,賣得更好的垃圾書遍地都是,我們不能因為人家是名家就對人家特別地高標準嚴要求,名家完全有炮制各種能夠帶來“經(jīng)濟”讀本的自由,他樂意拿自己的名聲去換錢也跟旁人無關——可是后來有人批評這位名家了,我那位朋友居然說批評者是因為看人家的書賣得好而眼紅,這恐怕就有點誅心之論的感覺了。您胡說八道我們都忍了,這么點正常的學術批評您都接受不了嗎?
現(xiàn)在又出了個劉心武,他的書賣得比前面那個紅學名家還要好,而且因為劉心武在中央電視臺講過“紅學”,他現(xiàn)在的影響力大概也比很多紅學家來得大。如果照我那位出版界朋友的思路,現(xiàn)在要是有人(特別是紅學家)批評劉心武的話,大概又得是出于妒忌了。這樣的帽子果然有些嚇人,難怪雖然有很多人對劉心武的觀點竊竊私語,卻很少有人站出來明確表態(tài),直到胡文彬發(fā)言。
胡文彬是老紅學家了,他的名聲雖然比不得更老的俞平伯或者更流行的周汝昌、馮其庸,甚至在一般讀者那里,“野狐禪”的劉心武也比他的名氣要大一點,但不可否認胡文彬是個相當嚴謹?shù)膶W者,他對劉心武的批評也主要集中在學術層面。但現(xiàn)在又有人說話了,“胡文彬指責劉心武上電視臺,是學霸行為,違反了話語權的基本準則”(大意如此)。把個芝麻大的紅學爭端上升到如此高度,其實有點無聊了。
胡文彬大抵是老派學者,看重的是電視、書本等媒體的宣傳教化作用,深怕(他心目中的)錯誤觀點流毒。他批評劉心武的錯誤觀點不應該上電視當然有些可笑,不過跟這樣的老派人士談論新思想,本身就是沒有意義的事情。其實胡文彬真正關注的還是劉心武對秦可卿的闡釋,論者大可不必抓住其他地方做文章。
對胡文彬的批評其實不是孤例,關于“紅學”的討論常常發(fā)生在學術之外。仔細考究,大概還是“紅學”本身的熱度在作怪。其實以“紅學”作為一門學科的學術地位,頂多是書齋里面幾個書蠹的學問,如今卻隱然有顯學的架勢,不但青年才。ū热珀惲郑┗蛘摺皹I(yè)余大家”(像劉心武)樂意投身其中,讀者更是毫無立場地追捧。如此風光,《紅樓夢》的作者大概也要感慨不已的。但說到底,既然是書齋里面的冷門學問,“紅學”吸引那么多業(yè)余或者不那么業(yè)余的研究者,其實沒有什么意義。
這就像全民著迷哥德巴赫猜想,卻沒有一個人能真正解決問題一樣。
其實回顧歷史,“紅學”在民國時代的爭論雖多,那時候卻算不得顯學。“紅學”真正“紅”起來還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。
我一直以為“紅學”能夠成為一種熱門的學問,主要還是《紅樓夢》這本書的名字起得好。如果這本書比方改個名字叫《黃樓夢》的話,哪怕書的內(nèi)容還一樣,恐怕也是鬧騰不出一個“黃學”來的。